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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13日，美国政府发布消息，要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和技术的出口。

这次，美国不光限制美国的芯片出口给中国，还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获取美国芯片的权限做了分级，试图彻底遏制相关的技术流入中国。

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13日当天随即更新了出口管制规则，这很有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四年对华出口管制的最后一块“拼图”。

不过，在美国对华高科技的遏制下，数据显示，去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1595亿美元，超过手机的1343.6亿美元成为出口额最高的单一商品，保持连续14个月同比增长。

时至今日，拜登政府任期即将结束，如何看待过去四年美国对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制裁？

1月13日新规出台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美国根据其盟友关系“圈层”，直接把全球获取美国芯片的能力做了划分：

对18个关键盟友与合作伙伴的芯片销售无任何限制；

亲密盟友以外符合美国所谓“安全标准”的国家(或地区)，最多可以购买5万块先进GPU芯片；

而中国则处在受到最严格出口限制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要“调控”全世界国家。事实上，“管辖”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也是拜登政府对华芯片制裁措施的一大特点。

拜登政府对《出口管理条例》(EAR)进行过多次修订。谭主系统梳理这些修订，可以看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已经覆盖了包括设计、制造、半导体生产设备，以及原材料等半导体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而随着美国对华半导体遏制覆盖面越来越广，美国台面上的“管辖权”也越来越大。

在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对《出口管理条例》中“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修订过程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趋势。

所谓“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是认定外国(非美国)生产的产品是否受美国出口管制管辖的规则之一。换句话说，就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一种手段。

去年12月2日的修订中，《出口管理条例》新增了两个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而在此之前，已经生效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共有9项。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与之前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不同，这一次新增的两项，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相关受控物项范围拓展至产品的下级供应链。这意味着，只要一个设备里含有FDPR涉及的零件，就会被纳入美国出口管制的管辖范围。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明确哪些产品需要被纳入管辖范围，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还在《出口管理条例》中，特别新增了一项“最低含量原则”，并把“最低含量”设定在0%，并将其与新增的两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联动起来。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按照修订前的规定，在审核这项规则涉及的产品时，只要排查产品本身、生产该产品的工厂成套设备、设备主要组件是否使用了受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管辖的技术和软件。

但现在，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排查产品包含的所有组件，是否使用了被美国限制的东西。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台光刻机本身并未采用任何美国原产技术、软件，但其中存在一项控制模块是由使用了美国原产技术、软件的设备制造的，按照现在的规定，也需要被纳入美国出口管制的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产品要出口到中国等特定国家，只要含有美国限制的技术、软件和设备，就都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通过这一次修订，从字面上看，美国的“长臂管辖”确确实实地把全世界都“包圆儿”了。

但这个看似“天罗地网”的制裁体系，真的有效吗？

事实上，随着制裁体系的不断复杂、牵涉的部门越来越多，对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执法机构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来说，已经成为了“不可承受之重”。

专业人士告诉谭主：美国的出口管制采取的是许可证制度。对于受管制的技术领域，出口一律需要申请许可证。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主要将精力放在了出口管制的规则制定上，但这些出于政治目的的庞杂设计，在实际执法的过程中，极难操作。

目前，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仅用150名员工，每年监控3000万笔出口交易。

但是，对于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来说，之所以“不可承受”，还不只是个工作量的问题。

要知道，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虽然负责出口管制的执法工作，但作为美国商务部的核心机构之一，其整体工作的原则还是要符合美国商务部促进美国商业发展的大方向，也需要尽可能地体现自身的专业性。

但是，随着美国赋予自身更大的“管辖权”，不断泛化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出口管制的适用情况。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面对的是大量无法凭借商业逻辑定性的事情，需要绞尽脑汁，甚至东拉西扯去让案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显得“严谨”“合理”。

这极大占用了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工作人员的精力，结果就是，拜登政府上任的头两年，提交给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的绝大多数许可证申请都得到了通过，只有1%左右的许可证申请被拒绝。

这让一些人很不满意，2023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发起审查。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身份很特殊，一方面，国会是立法机构，外交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出口管制规则，另一方面，国会又是美国政府的“钱袋子”，也负责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的预算。

面对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审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也很“委屈”——自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完成调查。

但外交事务委员会认为，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的问题不是出在人手上，而是认知上。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应该彻底摒弃商业思维，转向国家安全思维，穷尽所有办法来规避“国家安全风险”。许可证申请如果审核不完，应该选择全部不出口，这才是规避风险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党众议员迈克·麦考尔，他是出了名的反华议员。也就是说，外交事务委员会希望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遵循所谓政治逻辑来开展工作，而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有着自己的逻辑。

这让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谭主在上文提到，去年12月，拜登政府修订了出口管制措施，准备按美国的逻辑，肆意“管起”全球各国产品时，该部门的负责人直接跳出来表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2月的那次修订就已经焦头烂额，这次新规更是雪上加霜——1月13日的出口管制新规主要是对不同国家划分圈层，要知道，对于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来说，这意味着取证调查的难度，几何倍升级。

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相关负责人也说过，自己只会挑选一些重点的许可证申请进行审核，不会完成全部的工作。

可以看到，美国越是想要升级出口管制，越会束缚住自己政策执行的手脚，反而得不偿失。

近期，美国芯片企业对于出口管制新规的言辞前所未有地严厉，有企业表示，新规已经放弃了出口管制的本意，是极端的监管过度，而不是保护美国利益。

对此，美媒在报道中，也用了“人工智能芯片限制引发罕见的公开争斗”来描述：现在，美国芯片企业已经站在了美国两党政策的对立面。

经过拜登政府的四年折腾，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剩下能出的“牌”原本就不多了，越往后走反作用力只会越大。

毕竟，如果出发点就搞错了，后面的路当然不可能走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