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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智能经济是人工智能与各产业领域深度融合的经济形态，它通过对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推动自主决策、精准执行等，促进经济发展从数字化转向智能化，进而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更为稳固的支撑和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大关口，正在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物质基础。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智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多维度、全方位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首先，智能经济以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应用为载体，为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技术手段，有助于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智能经济通过引入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能够实现生产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再次，智能经济还能借助强大的连接能力和整合能力，促进跨产业、跨领域、跨企业之间高度协同耦合，推动产业融合化发展。比如，智能交通系统通过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信息通信等多个产业紧密连接起来，实现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催生了智慧物流、车路协同等新业态，推动形成了更具协同性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产业。当前，我们要从全局视角统筹谋划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推动智能经济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坚实支撑。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坚实支撑。早在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重点任务中就明确提出要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要求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发展，以突破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理论瓶颈为重点，超前布局可能引发人工智能范式变革的基础研究。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能够为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与深度应用提供强大科学储备，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此，要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无人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全面增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在补短板上抓紧布局。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合力。
完善产业政策，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政策保障。产业政策是各国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运用产业政策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不能完全抛开产业政策。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推动智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这离不开产业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先进通信、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先进计算等技术创新和应用等；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都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人工智能推动智能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要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加快优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运营，培育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新增长点。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鼓励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深入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促进智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广大劳动者适应智能经济发展的能力。
深化国际合作，为发展智能经济提供良好环境。随着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纷纷出台相关战略或政策，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我国发展智能经济，需要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国际合作。要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研发创新合作，搭建跨国科研交流平台，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技术根基。推动各国共同制定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监管框架，规范数据跨境流动、算法应用，避免因规则差异导致的治理困境与安全隐患。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体系。同时，不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与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5004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