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底气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有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口达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消费需求广阔且增长潜力巨大。三是有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内生动力发挥重要作用。四是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提升，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数均居全球首位，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每年1000多万大学生走入社会，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五是绿色转型卓有成效，中国过去10年以年均3%的能源消耗增速支持了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绿色经济”已不是赔钱经济，而已成为新的增长源。六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企业数增加至约40万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二，2023年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92.1万件。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中国跟日本的情况不同。当年日本降杠杆是被动和急速发生的，我们在多年前就主动采取降杠杆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各类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中国银行系统是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但不是当年日本闪崩的情景。中国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仍有大量新增购房和改善需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企业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费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吴江浩：这是我第三次来日本常驻，上一次是2003年到2008年。时隔10多年重返日本工作，深切感受到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更大的变化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经历剧烈动荡。中日之间利益融合，面临重要合作机遇，同时受到国际形势特别是外部因素干扰，各种新老问题交织凸显。这是我们过去未曾遇到的局面，给双方运筹中日关系带来新困难、新挑战。